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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融資難“難”在何處？

——兼談銀行征信體系的改革

（2025年4月27日）

民營企業特別是他們中的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已經說了很多年，為破解這道難題，應該說是政府有要求、有政策、有措施，金融部門也有任務、有態度、有部署。但是，作為中小微民營企業還是感覺到融資難，政策難落地。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融資貴”已經不是主要問題，銀行貸款利息除地方國有銀行仍然偏高外，國家商業銀行都很低，可以說這是國家向企業釋放的空前利好。就民間借貸而言，現在即使企業和個人愿意出高利息也借不到，正如現在流行的俗語說的那樣，“一說借錢鬼都怕、鬼都嫌”。因為時下有錢的人都認為，握緊自己的錢袋子才是最安全的，普遍存在一種“避險求安”的心理，使民間借錢這條路已基本堵死。為了解決企業融資難問題，地方政府還建有國有金融擔保公司，專為企業提供有償性融資擔保服務，但能得到這種擔保服務的中小微民營企業也是微乎其微。因此，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融資貴”而是“融資難”，具體來說就是向個人借錢難、向銀行貸款更難。這里主要說說向銀行貸款難“難”在何處？這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簡單的說，主要是好政策與舊規則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好，換言之，就是舊的規則與新的好政策還不適應、不協同。造成大量需要貸款的中小微民營企業被一道道難以逾越的“門坎”堵在了銀行大門之外。矛盾的表現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銀行現行征信體系與國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相適應。我國建立銀行征信體系起步較晚，如果從2004年中國人民銀行建立全國集中統一的個人信用數據庫，并逐步開始全國聯網運行，到現在也不過20年。20年來，如果說我國的征信體系有什么變化，那就是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現在Al技術和大數據的導入和加持，使個人和企業的信息采集、查詢和提供、辦理更加便捷、更加準確。就征信要求而言，與以前相比，要求是越來越多了，標準是越來越嚴了。比如：企業要申請一筆銀行貸款，涉及到企業方須提供的信息包括：企業法人、股東、實控人的個人征信報告；企業和相關人員的現金流水；企業可用于抵押的資產情況；企業在銀行貸款的負債率不能超過50%，有的銀行還會要求不超過30%；企業法人、實控人的年齡一般不應超過60周歲；另外，法院在網上公布的涉企司法案件也會影響到銀行在風險評估時對企業的好感度和支持度。等等。其中，最致命的是現金流、可抵押資產和資產負債率，這是很多中小微民營企業難以通過的“三道門坎”。大家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并在全球迅速漫延，受疫情的持續影響，國內千千萬萬個從事實體經濟的中小微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紛紛倒閉，能夠堅持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也是負債累累、生產經營十分困難，即使有資產也早已抵押出去了，甚至有的企業“老板”為了維持企業的運轉、能從銀行拿到貸款，連自己的家屬和下一代能抵押的資產都交給了銀行。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上臺后，瘋狂挑起世界“關稅大戰”，在這場大戰中，中國又首當其沖。使得在艱難中不斷掙扎的中小微民營企業深受波及、“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廣大中小微民營企業要生存、要發展，不能不求助于銀行、依靠銀行。然而，很多企業由于受上述客觀因素的沖擊和影響，其現金流、資產量、負債率根本就達不到銀行的信貸要求。不是信貸員、風控員和銀行領導不同情、不理解、不支持，而是征信體系中的“死框框”、“硬杠杠”就像不能踩踏的“紅線”擺在那里，即使貸款申報材料做好了，在審核把關時也不可能通過。從宏觀層面看，政策確實是積極有為、振奮人心的，遠的不說，就說2024年以來，國家為了刺激經濟，鼓勵投資和消費，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年多來，央行推出一攬子增量金融政策，促進貨幣信貸合理增長，兩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兩次下調政策利率，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新發放企業貨款利率處于歷史低位，國家商業銀行貨款利率為3.1%~3.6%，最高沒有超過4%，如果加上財政貼息，企業實際支付利率不會超過2%，這在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面對如此優惠的政策利好，大多數中小微民營企業由于受限于征信體系中的框框、杠杠，只能望而卻步、可望而不可及。這就是現行的征信體系與國家貨幣寬松政策不相適應給企業融資帶來的困局。

二是：信貸人員風險責任追究制度與國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相適應。長期以來，各類商業銀行把降低不良貸款率作為首要任務和考核內容，為此制定了一系列、一整套責任考核和追究制度。涉及的人員和部門包括：基層信貸員、分管副行長、行長，到上級銀行的合規部、風險部、審計部、信貸部、資保部等多個部門和崗位。責任追究輕則警告、通報、罰款，重則降職、解雇等。在嚴格的責任考核和追究制度下，從基層信貸員到各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和相關領導，在貸款審查上都很謹慎，過于保守，他們寧可不要放貸業績，也不愿承擔可能的放貸風險。一切按部就班，按規定辦、按流程走才是他們認為最安全、最保險的選擇。當大量的中小微民營企業需要信貸支持時，企業面臨的現金流不足、負債率高、無資產抵押等問題在信貸員那里就被“卡殼”、難以過關。從而形成國家的金融惠企政策難以落地，降息放水的利好企業也感受不到。令人欣喜的是：去年金融監管總局印發了《關于普惠信貸盡職免責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金融機構在普惠信貨業務出現風險后，經過有關工作流程，認定相關人員盡職履責的，可免除其全部或部分責任，包括內部考核扣減分、行政處分、經濟處罰等責任。此《通知》雖然僅指“普惠信貸”，但畢竟是開了個好頭，樹立了可供借鑒和參考的樣板。當然，各類商業銀行能否以此來推動信貸人員風險責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讓基層信貸人員和領導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使之更好地適應國家貨幣政策的新形勢、新要求，真正為廣大中小微民營企業解決貸款難問題開辟道路，這是值得我們關注和期待的。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國家貨幣政策是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變化和需要而作出的，比如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家連續兩年提出并實施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25年，國家再次提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提出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概念和舉措，這說明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性和特殊性。2008年以來，國家除了兩次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外，其他年份則有不同的表述，如2020、2022年是“靈活適度”，2021年是“靈活精準、合理適度”，2023年是“精準有力”，2024年是“靈活適度、精準有效”等。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當年國家貨幣政策確定的大方向，也是為宏觀經濟政策把航定調。作為金融部門在貫徹落實時，就要結合實際，在具體操作中處理好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系；在改革調整中處理好穩定性與有效性的關系。在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上，想實招、說實話、辦實事，讓國家惠企政策真正落到實處。

針對以上所述“融資難”的困局和原因下面再提兩點建議：

一是：改革和完善風險可控的企業信用認定和支持標準。銀行現行的征信體系給銀行、企業都帶來了難題：從銀行角度看，給那些還活著的、有資金需求的但征信又有諸多瑕疵的中小微民營企業辦理貸款，就意味著銀行相關人員和領導要承擔“違規操作”和造成“不良貸款”的風險。所以，對他們的擔心、謹慎我們表示理解。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要生存、要發展，不能沒有資金，不能沒有銀行的支持，資金對企業而言就像人體中的血液一樣，如果斷鏈、斷供企業別說是正常運轉連生存都難，結局只能是“死亡”。那么，問題又怎樣解決呢？辦法就是：改革和完善風險可控的信用認定和支持標準。這里首先要解決這樣一個認識問題，在銀行對企業的征信體系中，核心指標應該是企業的信用，而在企業的信用中，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積極向上的奮斗精神又是關鍵。把上述兩個“關鍵點”具體化，就是：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企業從未拖欠員工工資，從未拖欠貨款和工程款，從未拖欠稅、費繳納，從未拖欠銀行貸款本息支付，在上述方面沒有任何不良記錄，這就是社會責任感的表現。同時，企業的負責人、投資人有強烈的發展意愿，在困難面前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而是積極想辦法破難題、謀發展，這就是積極向上的奮斗精神。這樣的責任感和奮斗精神，應該是銀行征信體系中最需要考慮的因素，因為經過大風大浪、大浪淘沙仍然在堅持、堅守而毅立不倒的企業，一定是企業的精華，一定是值得信賴的。上述兩個“關鍵點”，不是空洞的，制定考核標準既可定性又可定量，是很容易查證和認定的。如果再具體一點，就是對生產經營正常運轉連續10年以上社會信用良好的中小微民營企業，銀行可以授信并提供相應的授信額度。市級、省級以上龍頭企業可以作為授信的重要參考因素。因為龍頭企業也是通過政府有關部門按照相關標準和嚴格審查授予的榮譽，是企業信用的一部分，也是可靠可信的信用資產，銀行在對企業授信時應該予以采信。如果銀行的征信體系有了這樣的改革和完善，企業就可以按照銀行的授信額度成功而便捷的申請到貸款，無須為自己現金流量不夠、無資產抵押、負債率高造成貸款難而苦惱；銀行也不用為可能承擔的風險而擔心。作出這樣的改革和完善，其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從經濟角度看，它能救助盤活千千萬萬個中小微民營企業，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投資增長、消費增長和財政稅收增長；從社會角度看，有利于擴大勞動就業，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有利于鼓勵民營企業向講誠信、守法紀、好勤奮的正確方向去努力。當然，銀行征信體系的改革完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是根據不斷變化的新情況、新問題而不斷調整的。改革完善的目的是要讓那些需要錢的企業能拿到錢，同時，也讓給錢的銀行能夠給，而且風險可控。也許未來一個時期，大批中小微民營企業在銀行部門的大力支持下，走上了良性、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現金流量、企業資產及負債率普遍有了明顯改善，到那時，銀行征信體系可能又將作出調整；到那時，相信我們再來討論征信體系改革的話題一定會很輕松。

二是：企業努力、社會支持，共建良好的企業信用體系。信用對企業而言十分重要，商道酬信，誠信無價，誠信贏天下，說的都是這個道理，說信用是立企之本、是企業的生命都不為過。企業做虧了，通過努力還可以賺回來；信用失去了，要想修復則非常困難。要建立良好的企業信用體系，毫無疑問，企業是主體、是決定因素，必須堅持不懈、久久為功、眼睛向內、苦練內功。首先，從企業領導到團隊再到全體員工要統一思想認識。要牢固樹立“信用就是財富”、“信用就是生命”的使命感；牢固樹立“人人都是企業信用的建設者和維護者”的責任感；牢固樹立“沒有信用就沒有企業，沒有企業就沒有你我”的認同感。把企業信用作為一種企業精神和文化深深融入全體員工的血脈和靈魂，形成員工意識和行為的一種高度自覺。唯其如此，才能為企業信用積壘堅實的思想認識基礎。其次，明確行動方向，做身體力行的行動派。就企業自身而言，企業信用體系應該是一個以承諾與兌現承諾為主線的體系結構，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企業對員工的利益承諾（包括工資、福利等）是否落實，與他人合作的義務承諾（主要是業務合作中已承諾的義務）是否落地，向銀行的借貸承諾是否落定，向朋友的回饋承諾（主要是借錢或提供其他的合法幫助）是否落結。等等。這些內容也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它需要全體員工沿著這個方向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點滴做起，為共筑企業信用體系添磚加瓦。第三、最重要的是企業領導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企業領導包括企業法人、高管、企業實際控制人等。要謹言慎行，做不到不說，說了就要做到。想問題、做決策、簽協議，首先要多問問自己：我能落實嗎？我能兌現嗎？千萬別糊弄對方、自欺欺人。否則，自己的信用、企業的信用遲早會破產。從社會支持的角度來說，雖屬“外因”但也非常重要，它是構建企業信用體系的外部條件。企業良好的信用需要社會的力量去宣傳、推廣和鼓勵，對信用不好的企業也需要社會批評監督。在自媒體、融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社會與論力量的作用不容低估。這里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對企業信用上出現的瑕疵，只要不是主觀故意、沒有造成社會不良影響的人和事，全社會就應給予寬容和包容，給予企業總結教訓、信用修復的機會，不要人為炒作和渲染。要知道，辦好一個企業，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毀掉一個企業就在一夜之間。可能有的人認為：一個企業的生與死與我何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死掉幾個小企業無關大局。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與企業有關，體制內的干部、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你們每月的工資、退休金從哪里來？大家都在享用的社會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維護費用又是從哪里來？等等等等。這些絕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各級財政收入，而財政收入主要是來自企業繳納的稅費。所以，在西方國家有“納稅人是上帝”之說，在我國也有“納稅人是衣食父母”之說。再說，企業不論大小都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勞動就業的貢獻者，一個國家的經濟大廈是靠千千萬萬個大中小企業支撐起來的，每個企業的尊嚴和命運都應該得到關心和重視。因此，全社會、各方面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給企業以支持、幫助天經地義。還有，在維護企業信用上，相關部門是不是也應該有更好的作為呢？比如，對于企業的司法案件是不是一定要在網上公布，如果是一定要、必須要，那么是不是應該有所區別，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具體對待，明確哪些案件可以公布、哪些案件可以不公布。建議有關部門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既要注意法律效果，也要注意社會效果，不要讓企業信用因為某個普通司法案件而遭受大的影響。《民營企業促進法》可能很快會發布施行，相信它對進一步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會發揮重要作用。

令人振奮的是：本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工作，釋放了強信心、保穩定、促發展的強烈信號。會議首次提出“穩就業、穩企業、穩市揚、穩預期”，再次提及“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強調“加緊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時降準降息，加力支持實體經濟，等等。這是在應對由美國挑起的世界“關稅大戰”、外部環境急劇變化、不確定性增多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要把這次會議精神貫徹好、落實好，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各行業具體貫徹落實意見要與宏觀經濟政策要求保持協同性和一致性，聯系實際、找準問題，改革和剔除影響宏觀經濟政策落實和不合時宜的制度規定，確保黨中央的大政方針、國務院的政策舉措落地見效。這其中，應該說改革和完善銀行征信體系正當其時，也是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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